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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贺优琳:国家应奖励生二孩 延长产假

2017-11-18 19:53

2015年10月29日,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:2016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。

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,全面二孩时代到来。

舆论认为,这一政策最终落地与多年来民间和学界的推动有关。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就是其中一员。

自2011年开始,贺优琳连续五年在议案中提出全面放开二孩。“全面放开二孩,越晚越被动。”为了表达自己急迫的呼吁,他在去年议案的标题中特意加上“强烈”两字。

近日,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,贺优琳说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,“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,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、说‘雷人雷语’而不做调研的代表”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。新京报资料图片韩萌 摄

★对话人物

贺优琳 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。自2011年开始,连续五年在议案中呼吁全面放开二孩。

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,有的代表问我说:“贺代表,你想不想连任啊?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,你会得罪人的”。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,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,更是人民的代表。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。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,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、说“雷人雷语”而不做调研的代表。

谈“五提放开二孩”

“开始呼吁时,有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”

新京报:去年10月29日晚上,中央宣布放开全面二孩。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?

贺优琳:那天晚上在新闻联播之前,我就打开电视开始等待。结果确实放开了,我很开心很激动。那几天,很多媒体和家庭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。

新京报:最初关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机是什么?与你的工作背景有关系吗?

贺优琳:作为教育工作者,我感觉到小学在萎缩,并校的情况屡有发生,还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学位。我意识到,这是人口政策出现问题了。

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,老龄化非常严重,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也非常大。此外,还有失独家庭、空巢老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当时我迫切地感觉必须要放开二孩。

新京报:在调研人口问题的过程中,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细节?

贺优琳:各地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。一些企业主害怕放假和过年,他们不知道假期后有多少工人年后还会回来。企业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订单,怕人手不够不能准时完工,要违约赔钱。

我调研发现,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待遇低,而是因为适龄的青年人在减少。以前,在广东有大量求职者,求职的人在厂门口排长队。而现在,各个路口都有“招工”的广告。

新京报:什么时候开始呼吁的?

贺优琳:我在2010年就开始口头呼吁,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提议案呼吁全面放开二孩。即使在放开单独二孩后,我依然是不满意的,这个决策太谨慎了。

新京报: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?

贺优琳:民间对我的呼吁还是比较支持的。但是一开始,我还是感觉到来自一些部门的压力。比如2011年刚开始呼吁的时候,有些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。

新京报:计生部门是否与你有过沟通?你对他们的回复是否满意?

贺优琳:有的,我跟地方和国家的计生部门都有沟通,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也和我进行了直接沟通说明。

但是五年来,计生部门每一次就议案给我的反馈,我都写的是“不满意”。比如单独二孩放开后,卫计委和我联系说他们还在调研情况,不排除全面放开二孩的可能。我当时觉得政策走得太慢了。

谈今年议案

延长二孩产假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

新京报: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落地,你认为下一步该做什么了?

贺优琳: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当晚,我确实很高兴。但后来看了媒体做的民意调查,我又有点失望。有相当部分的群体对这个政策的反应不热烈,很多有意愿生孩子的女性已经年过40,而80后和90后对此反应比较冷淡。

因为养孩子成本很高,所以大家宁可不生二孩。以我所在的中山为例,这是一个三线城市,但上个幼儿园一个月都要2000元左右,如果有两个孩子,就是4000元。这还仅仅只是学费,还有生活、医疗、教育培训等其他各种费用。

新京报:所以你建议呢?

贺优琳:我去年就提出,国家应采取优惠奖励的措施来鼓励生二孩,否则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会遇冷。我建议二孩产假要比一孩产假延长1到2个月。

新京报:今年你还会提和人口相关的议案吗?

贺优琳:会的。我的议案中提了几个建议,包括延长产假、采取鼓励和奖励的政策等。我还单独为学前教育提了一个议案,呼吁学前教育以公办为主体,少量高端的民办学前教育来辅助。

此外,我呼吁创造条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。0-3岁是一个人大脑开发的最佳时期,3-6岁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,而我们恰恰严重忽略了这六年。

回看当年,我们的GDP总量不到10万亿,却能做出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的决策。如今的GDP总量67.7万亿,多做三年义务教育不行吗?关键是政府要有担当和长远考虑。

谈代表履职

不能当“哑巴代表”也不能“乱放炮”

新京报:有时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没能获得满意的回复,或没有推动改革。你怎么看?

贺优琳:截至去年的全国两会,在履职的8年间我提了80个议案。我对于其中1/3是很满意的,比如全面放开二孩、异地高考等。但也有1/3是不满意的,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体系等。

但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泄气。我不会放弃,会继续提出。我们是人大代表,这是一种担当和责任。特别是对不满意的回复,更要和有关部门据理力争。我曾经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争吵过,甚至气得挂过电话。

新京报:人大代表的身份对你而言,意味着什么?

贺优琳: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没有任何可炫耀的,这是一份责任。我们不仅是两会开会时的代表,更是全天候的代表,人大代表的责任要在平时体现。

这八年来的闭会期间,我保持着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”的习惯,关注所有的新闻热点和焦点问题。平日里嘴要勤,多问;腿要勤,多走基层。

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,有的代表问我说:“贺代表,你想不想连任啊?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,你会得罪人的”。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,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,更是人民的代表。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。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,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、说“雷人雷语”而不做调研的代表。

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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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18 19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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